2021年7月19日，商务部部长宣布经国务院批准，在上海市、北京市、广州市、天津市、重庆市，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。

2019年10月，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》，此后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、杭州、南京、重庆、成都、武汉、宁波等20多座城市提出要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，其中逾10座城市发布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或者实施意见。如今初步的角逐结果已出，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天津和重庆等5座城市将率先开展建设。

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意味着要增强城市的消费功能，也意味着城市从生产形态向消费形态转变，城市不仅仅是生产场所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一般认为，城市集中了各项生产要素，城市的形态更利于生产，而非消费。但在20世纪80年代，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家特里·克拉克( TerryClark)对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、巴黎等大城市的研究表明，城市的增长不再主要依靠工业，而是娱乐消费。

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爱华德·格莱泽( Edward Glaeser)对美国各大城市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——城市的增长越来越依靠作为消费中心的城市功能。

如今我们熟知的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，大多是从工业城市转变为消费城市的，且这些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也很强。

本报告聚焦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国际建设经验，分为上下两篇。

本文为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：国际经验探析》上篇，通过梳理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、香港、新加坡等5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历程，探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要素和路径，为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一些启示。

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：国际经验探析》下篇将选取最接近中国城市现状的东京作为案例，详细分析其二战后东京都的城市发展政策、功能变迁以及其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各项要素的发展情况，并结合中国国际消费中心政策文件，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建议。

纽约的发展起源于一条运河。

1825年伊利运河竣工，大大降低了美国中西部与纽约之间的运输成本。到19世纪40年代纽约港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港口，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中心。

19世纪中后期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兴起并发展，纽约也成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，产业结构发生转变，第二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一产业，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和商品的繁荣，纽约也成为美国国内的金融中心。

一战前后，上百万移民涌入纽约，为纽约发展带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。

二战期间，美国本土远离战火，相反伦敦等欧洲城市因为战争损失惨重，此消彼长之下，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之一，国际金融中心也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，纽约也由此成为“世界之都”。

同时交通设施不断完善，持续涌入的移民和资本也推动了美国商品市场和消费市场发展。1956年全球第一家购物中心在美国诞生。虽然购物中心的设计者格伦本意的是反对消费主义，但是购物中心却推动了消费，此后购物中心这一形态开始在美国各城市出现。

而在二战之后，纽约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调整，制造业急剧衰落并向郊区延伸，金融业和服务业加速发展并向市中心靠拢。同时纽约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加强，以纽约、波士顿和华盛顿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形成。

此外，纽约还出台“袖珍工业园区”等计划，强化纽约的“总部经济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世界500强公司中相当一部分将总部设立的纽约，纽约的世界“总部中心”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，与此同时，纽约城市功能已经变为以居中、商业和娱乐为主，并逐渐成为国际消费中心。

总的来看，纽约成为国际消费中心经历了“港口—国内贸易中心+国内金融中心—制造业中心—国际金融中心—国际消费中心”的发展历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不断涌入的移民，国际金融中心带来的资本，技术的变革和“总部中心”等因素极大地推动了纽约城市及其消费市场的发展。

伦敦是近代最早的世界之都，早在1700年，伦敦便是欧洲最大的城市。

而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，同时也是世界霸主，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不仅是英国的工业和经济中心，也对世界具有影响。不过囿于经济规模和交通等条件，伦敦还未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都市。

而在19世纪，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铁路等交通路网的发展，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贸易使得英镑成为世界通用货币，伦敦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。

利物浦、曼彻斯特、伯明翰等英格兰地区大城市也开始发展，伦敦大都市圈初具雏形。且这一时期，伦敦便已经出现了购物廊，1819年，伦敦柏林顿拱廊街开业，而购物廊这一形态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在欧洲大量出现，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现代购物中心的先驱。

到了一战和二战时期，伦敦由于战争受损严重，且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等国家综合实力大幅上升，英国国际地位下降，同时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受损。

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随着以欧共体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，英国的进出口市场进一步扩大，同时根据1958年的英格兰银行协议，英国银行可以吸收美元存款并发放，从而使得欧洲市场的借贷大多经由位于伦敦的美国银行分行完成的，加强和巩固了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。

20世纪80年代-90年代，欧洲一体化进程继续推进，1992年欧元区的建立，而伦敦成为欧元的金融交易中心。与此同时，伦敦成为现代服务业和高端零售品牌的聚集地，确立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地位。

伦敦的城市发展经历了“国内经济中心—国际贸易中心+金融中心—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降—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—国际消费中心”的发展历程。

伦敦作为近代最早的世界之都，其最初的发展依托于技术革命和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，而在二战后，伦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，为伦敦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和充足的生产要素。

东京是在政府规划下形成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

东京的现代化历程起源于明治时期，1868年日本天皇迁居东京，1869年，东京成为日本首都。

明治维新时期，东京出现了一些现代化工业和技术，例如东京和横滨之间建立了日本首条电信线路，东京由此开始了现代化转型，同时也成为日本的经济和工业中心。

二战期间，东京大轰炸导致东京受到重创。日本战败投降后，美国占领日本，三菱、大型军工企业被要求解散。

但是随后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国为了供应朝鲜半岛的军需，开始扶持日本军工企业。美苏冷战格局形成后，日本也成为美国对抗中苏的前沿阵地，美国也加大了对的日本产业扶持。

20世纪50年代-70年代，东京的城市功能和结构开始发生转变。1956年日本政府制定《首都圈整备法》，提出建设东京都市圈，并先后出台5次《首都圈基本计划》，提出东京都市圈建设具体措施。

在50年代-70年代的这一时期，首先东京中心城区建立了城市副中心，包括池袋、新宿等；其次在东京附近建设了新城，例如筑波；最后交通设施建设高速发展，东京都圈内的高速公路初具雏形。而在消费领域，日本本土品牌大量涌现，例如全家、大创、宜得利等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日元成为第三种国际储备货币，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建成，东京成为第继伦敦和纽约后的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。与此同时，为了抑制东京的“一级集中”问题，日本政府致力于建设“业务核都市”，分散部分东京的城市功能，并强化东京的金融和商务服务功能，东京的消费和商业功能加强。

这一时期日本的人均GDP高速增长并一度超越美国，强大的消费能力也吸引了大量国际品牌进驻东京，免税业态逐步发展成熟，同时新宿等新的商业中心建成，无印良品和优衣库等日本本土零售和消费品牌继续涌现，东京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

东京城市的发展历程带有明显政策导向，尤其是二战后东京城市结构变迁和东京都市圈建设，完全是在政府的规划下形成的。总体来看，东京城市发展经历了“国内经济中心—重创—经济恢复—东京圈建设—国际金融中心+国际消费中心”的发展历程。

近代香港的发展一直与中国内地紧密相关。

20世纪30年代，中国金融和经济中心还在上海，香港虽然有证券交易所，但是规模远小于上海。然而1937年上海被日军占领后，大批资本家（主要是银行家和商人）前往香港，而中国内地持久的战争状态也使得更多内地民众前往香港，为香港带来了大量的技术、资本和人力。

与此同时，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南部腹地的入口，其转口贸易也在20世纪获得快速发展，香港也成为了贸易转口港。

但是新中国建立后，由于美国对中国内地实行封锁政策，香港的贸易转运业务衰落，在此背景下香港大力发展此前承接的上海产业——纺织业。1953年美国允许港制品进口，继而推动香港制造业快速发展，香港成为出口加工制造中心和贸易航运中心

20世纪70年代，香港赶上了放松金融管制的全球化浪潮，先后解除了外汇管制和开放黄金市场等，一系列措施使得香港成为资本进出自由的“自由港”。此外，香港政府还出台了“居者有其屋计划”等政策推动房地产业发展，金融+房地产成为香港发展的助推力，香港也从制造业中心向金融中心转型。

改革开放后，香港成为外资进入中国内地的入口，香港的金融和商业化气息增强，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。

与此同时，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，香港的人均GDP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，强大的消费能力也推动了香港本地的消费市场。

同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也前往香港消费，尤其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，中国内地前往香港的消费者增长较快，香港消费市场愈加繁荣，并逐渐成为国际消费中心，如今香港也成为世界上商场最密集的地方。

纵观香港的发展历程，其崛起和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内地的市场和支持。香港的城市发展经历了“贸易转运港口—制造业城市—自由港—国际金融中心—国际消费中心”等阶段。

新加坡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——李光耀。

1824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，作为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站，新加坡作为转运港口逐渐成为东南亚的贸易中心。

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，大大缩短了欧亚之间的路程，马六甲海峡也成为成为欧洲和东亚连接的咽喉，而扼守这一咽喉的新加坡成为连接欧洲和东亚的关键港口。

1959年，此时的新加坡还是属于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个自治邦，李光耀担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，直到1990年才辞去总理职务。1964年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，次年新加坡宣布独立。由于与马来西亚和印尼关系恶化，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受挫。

在此背景下，李光耀确立了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发展路径，积极引入跨国公司。同时在宣布新加坡独立的当天便取消了所有的进口关税，不设立外汇管制和产业保护，这一举措比香港还要早近10年,新加坡港也成为了当时的“自由港”。

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新加坡形成了跨国公司为主的企业结构，并且由于其宽松的金融管制，新加坡也成为亚洲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。到了90年代，新加坡的外汇市场规模仅次于纽约、伦敦和东京。

而在中心城区，以“金靴地区”为代表的CBD地区、以乌节路为代表的旅游商业中心逐渐形成，新加坡的商务和消费功能进一步增强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新加坡开始构建多级的城市中心体系，包括1个城市中心区、4个区域中心、7个次级区域中心等。

中心城市功能进一步调整，中心区成为商务和商业功能的集聚地，并逐渐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

总的来看，新加坡成为国际消费中心经历了“贸易转运港口—出口加工贸易港口—国区域金融中心—国际消费中心”的发展历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新加坡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中心城区的功能变迁密切相关。

横向对比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、香港和新加坡五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可以发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许多共同点，包括：

1、皆为港口城市，城市发展依托于港口贸易。皆为国际航运和航空中心，交通便利。

2、曾经皆为制造业中心，如今皆为重要的国际/区域金融中心以及国际旅游消费城市。

3、先成为本国/区域的中心城市，再逐渐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

4、城市功能变迁与城市的主导产业变迁密切相关，中心城区以商业区和商务区为主，主导产业为金融服务业和零售业。

5、城市的辐射腹地和市场空间大，包括该城市的母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，且周边缺少同等竞争力的大城市。

6、外资企业较多，有许多世界五百强公司的集团总部或者大洲总部。

7、人均GDP皆经历高速增长阶段，且在20世纪90年代，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要素

注：●代表满足该要素，〇代表不满足该要素由于5座城市拥有的资源禀赋和面临的社会背景不同，故而其发展路径也有所差别。

纽约和伦敦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并未明确的政策引导，走的是一条“自然生长”的道路。

一是因为伦敦和纽约的发展可以依托于其所在国家的国际地位，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；

二是两座城市发展起步较早，当时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，纽约和伦敦作为当时的世界大都市少有竞争对手。

纽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，同时大量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皆将总部设在纽约，纽约事实上成为国际金融和经济中心，从而推动了纽约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

伦敦则早在19世纪便成为了世界之都，虽然二战后有所衰弱，但随着英国经济恢复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，伦敦也逐渐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

相比较“自然生长”的纽约和伦敦，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则更具有政策导向。香港和新加坡作为港口城市，皆是在二战后发展起来，由于缺少工业基础和本土消费市场，香港和新加坡皆从转口贸易起家，发展出口加工型工业，再成为金融中心，最后依托金融、免税和交通等优势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

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也离不开其周边市场，例如香港的发展就离不开中国内地市场，而新加坡的发展则大部分依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。

东京在工业基础和本土消费市场方面与纽约和伦敦类似，但是由于相比较纽约和伦敦起步较晚，东京的发展历程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，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历程与其首都圈建设密切相关，在下一章我们将做详细分析。

通过5座城市的分析，我们认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以下2条路径：

一是对于拥有广阔本土消费市场和较强工业基础的城市而言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有一个制度完善的自由竞争市场，其城市内部的消费品类“多且全”。

二是对于缺少本土消费市场和工业基础的小型国家和地区而言，其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打造免税城市，辐射周边市场。

当然，5座城市的发展皆离不开广阔的辐射腹地，这也意味着消费中心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“空间隔离”，即地理空间距离较近或辐射腹地高度重合的地区，难以出现两座及以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

图片来源：自制

总体来看，相比较“自然生长”的伦敦和纽约，以及缺乏本土消费市场和工业基础的港口城市香港和新加坡，东京城市要素及发展历程更接近当下我国的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现状，包括明显的政策导向，移民少，工业基础较强，本土消费市场广阔，城市群建设带来广阔的辐射腹地等。

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：国际经验探析》下篇将详细分析东京的发展历程，以及推动其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各项要素发展情况和路径，并为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供经验借鉴。